通海自汉田勾町县　治于此后，唐南诏立都督府，宋大理国中置通海节度。到元·宪宗四年（公元1254年），忽必烈率元军攻克大理，留兀良合台追大理国末王段兴智至鄯阐（今昆明），虏兴智而得云南五城、八府、三十七部。削段氏帝号，赐以虎符，令其总管大理等处。安抚已附之民，招集未降之国。忽必烈北返后，留大将兀良合台率军攻克未降之国，在攻克乾德哥城（今澄江）时，兀因病而委军事于子阿术，阿术率军继续攻打有兵四万的阿伯国（通海）,攻入城而阿伯国举国降，在通海置南路总管府领通海以南地。
　　元·至元元年（公元1264年），云南爆发了众三十万的舍利畏起义，八年（公元1271年）又发生了都元帅宝合丁与行六部尚书阔阔带合谋杀害云南王忽哥赤（忽必烈第五子）之内讧。忽必烈深感云南必须有个勤政谨厚的人管理才能使之长治久安，因此挑选了跟随蒙古两朝皇帝屡立战功、又有政绩的回回赛典赤 赡思丁，到云南建立行省，行前忽必烈亲自对赛典赤说：“云南朕尝亲临，比因委任失宜，使远人不安，欲选谨厚者抚治之，无如卿者”。
　　赛典赤到云南后，没有辜负忽必烈的重托，竭尽全力处理好与宗王脱忽鲁的关系，先使政局稳定，再置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并听行省节制（即军管），又奏改元初实行的万户千户百户管辖各部为路府州县令管制，将原治所置于通海的云南南路引用忽必烈谕旨中的临安两字命名，从此，临安之名成为除南宋小朝廷京城临安（杭州）及杭州西、汉临安县的又一个临安地名。
　　元·至元十三年（公元1276年）赛典赤在云南建立行省及府州县时，将云南的政治中心从大理移到中庆（今昆明），临安路更靠近行省，其在行省中的地位更高，从而出现了在通海北五十里河西北三十里的曲陀关立都元帅府，屯兵驻守行省的南大门，看守早已形成的云南南北交通线通海城路，曲陀关修新公路出土的铁心铜剑及古铜印、古铜马可以证明，还有因此而产生的至今云南唯一的一个蒙古族聚居地兴蒙蒙古族乡。
　　也正因为元代通海（包括原河西）所处的政治地位，至今境内还留下众多的元人遗迹，除上述的曲陀关元帅府正如明天启《滇志》记述的：“元帅府，在县（河西）北三十里，夷名曲陀关，又曰万松营，元·至元二十年（公元1283年）建。皇庆、延祐间，（公元1312—1321年）人物繁盛，市肆辐辏。泰定乙丑（公元1325年），建学立师。至正壬午（公元1342年），述律元帅立卧龙祠、武安王庙”并遗存（元）中书省郎李泰撰的《都元帅府修文庙碑》于曲陀关元帅府故址，直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卢汉新篡云南通志调查时还在曲陀关屹立，至今，秀山普光寺元宣光七年丁巳仲秋望日立的“智照兰若记碑”犹存。曲陀关“都元帅府修文庙碑”现虽不见但其碑文尚存于历代《河西县志》中。另有跟曲陀关互为犄角，可以烟火互通讯息的元军木城山遗址；白塔山元人墓址；白塔营（又称鞑子营）遗存；元代驻屯寸白军之地寸村遗名；元山元人军堡遗迹；白塔心元人墓葬与通海城附近秀山之麓挖掘出土的大量元人遗物；从这些遗物的文字中可以分辩出：元至治、至正下葬的时间和铭文叙述逝者自至元二十年从邹鲁而来的史实。文字还反映出葬于白塔心的元人有，来自陇西、天水、武威、清河、琅琊的山、陕、甘、宁、鲁、冀者，再次证实了通海为元临安路治、有众多元军镇守而殁于此的史实。还有近年被刨出的大新慈济寺山元人墓，以及地方志中记录的“白马停骖”元将军阵亡处，并崇祀白马将军的白马庙，“废临安路，在县北五里”，“汉田勾町县址，在通海县北……元立宣慰司总管府”。明《环宇通志》所载的“元临安路，治通海县”都旁证了上述历史。大量的元建寺庙：湧金寺（元僧东岩建），清凉寺（元僧铁牛建），慈云寺，（今竺国宫在县秀山、元至正间僧一元重建）、灵宝寺（在县治东北杨广村、元至正间建）。圆明寺（在河西县治西一里，元至正间建），习仪大兴福寺（元建），兴国寺（在河西县治北，元至正间建），海金寺（在河西县治东三十里僰人村，元时村人杨益等议建）。以及元元帅旃檀后裔旃姓和官姓，赛典赤赡思丁之长子纳数鲁后裔纳姓，次子哈刺后裔合姓，第五子马速忽后裔马姓，元元统间任云南按察使司副使兵备道公孙溥的后裔公孙氏，元末任临安元江诸路都总管卒於河西的李妥英后裔李氏，曲陀关宣慰使同知苏那怀后裔苏姓等流寓通海，皆成为元代通海历史名城的旁证。

元·宣光记有临安元江车里宣慰司都元帅府都事之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