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国的历史地震记录为何既早又多

中国的历史地震记载为何既早又多？是因为中国的历史文献既早又多。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语境中，地震被赋予了很多政治、文化的含义，总有人把地震现象归咎于“天人感应”，因此历史地震记载存于历史文献中，结果也是既早又多了。

从"史官"和"修志"出发来尝试回答这个问题，史官传统可以回答“早”的问题，不单是早，而且连绵不绝;修志传统可以回答“多”的问题，不单是多，而且分布极广。

夏朝：缺乏可以采信的文献，姑且不论。

商朝：商人重鬼，起主导作用的是巫，巫的作用在于沟通人和神、连接人与天，涉及卜筮、祭祀、星历、书史、教育和医药等方方面面，现存的殷商甲骨文基本是巫的卜辞。当时还没有独立的史官，其特征是巫史合流，由巫负责记事，地震被理解为天象，记录地震自然也是其职责所在。

西周：先民们早期天人不分的认识逐渐开始分化，天和神的神秘感逐渐淡化，很多天事降为人事。这一时期的史官呈现两个主要特征：一是巫史分流，史官逐渐从巫中独立出来。二是官师合一，即官职和学术不分，统称为王官之学，因而有“学在王官”的说法。《周礼·春官》对巫和史的官名职权分别进行了界定，其中与巫有关的官职有大卜、卜师、卜人、龟人、菙氏、占人、簭人、占梦、眡祲、大祝、小祝、丧祝、甸祝、诅祝、司巫、男巫和女巫等，与史有关的官职有大史、小史、冯相氏、保章氏、内史、外史、御史等。值得注意的是保章氏，其职权是“…以星土辨九州之地，所封封域，皆有分星，以观妖祥…辨吉凶、水旱、降丰荒之祲象…察天地之和命，乖别之妖祥。凡此五物者，以诏救政，访序事”。保章氏的职掌范围与灾异最为相关，可能是地震记录和分析的第一责任人。

东周之后：“天子失官，学在四夷”，周王室的王官之学逐渐解体，先是散入诸侯国，继而散入民间，其标志有二：一是春秋时诸侯国史书兴盛。二是诸子百家的兴起。诸子百家均为私学，而非官学，先秦有关地震的38条史料中，有4条出自《墨子》、《吕氏春秋》和《淮南子》等子书，当然诸子百家对地震的记录，不是为了记录而记录，多是为其学说论点而服务。

两汉之后：官制逐渐繁复，史官亦随之而分工愈加明确，总体趋势有二：一是官史分途愈加明显。二是史职分化成为定制。汉代以后，史官的分工逐渐明确，主要分为两类，一类称为太史，职掌天文历法，直至明清时的钦天监正，不参与记言记事；另一类则参与史务，后世或称著作郎，或称史官，或属翰林院所掌，职责为纯粹记史，也就是狭义的史官。从地震记录的史料来看，由于职责的分化，对地震的记录也出现两种类型：一是由纯粹史官对地震现象做的记录，这类史料占历史地震记录的绝大多数；二是由太史或钦天监等对地震成因、应对等做的哲理性分析，如东汉时张衡的《阳嘉二年京师地震对策》。

修志传统：志，记也，志书，记事之书。中国传统历史语境中，认知结构是立体的，由四个部分构筑而成，即国家有史、地方有志、家族有谱、人物有传。

方志：为记述某一区域地理、历史、风土人情的志书。按区域范围，又可分为总志和地方志，总志的范围是全国，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《元丰九域志》、《大明一统志》等；地方志的范围是地方的省、市、县、镇等，通常说的方志就是地方志。

专志：是专门记述某一事物、某一事业或某一部门的历史与现状的志书，专志可列在方志中，作为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。正史中的志都是专志，与地震相关的有五行志、灾异志等。

真正形成席卷全国的修志潮流，还要到宋朝以后，张国淦在《中国古方志考·叙例》中说“方志之书，至赵宋而体例始备”。之所以能够在宋朝以后形成修志的风气，大概有以下两个必要条件：

一是有相对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。稳定的地方行政区划有利于形成共同的地方文化和认同，从而推进方志的编撰。

二是印刷术的出现和书籍的普及。这既方便方志的编撰，更有助于方志的保存和传世。

以上诸元素，造成宋元以来地方修志盛行，地震记录资料的数量随之大为增加，内容亦更为详细、具体。